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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1972年12月，周总理在与毛主席一次谈话后，开始做落实老干部政策的工作，并宣布：

  “由中组部负责落实省委常委以上干部政策；由总理办公室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；由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。”

  也就是同时，远在福州的李志民给毛主席写了封信，信中恳请中央为他分派工作，虽然李志民那时已经年过六旬，但是体质还算不错，毛主席考虑再三，授意周总理安排此事。

  这主要是因为一大批老干部重新出山工作，各大军区的岗位又都没有空缺，加上各方面的人情世故，很难去协调，当时只有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主动为周总理解忧，安排了陈再道、王建安到福州军区当副司令员。

  陈再道是韩先楚主动要求的，两人本来就是战友。没话说，王建安再去的时候，韩先楚就有些为难了，毕竟王建安过去革命资历就老，还曾是韩先楚的上级，都到福州军区，工作该如何处理。

  周总理一开始托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去谈，但谈了两次，韩先楚都没松口，还是周总理趁着韩先楚来北京开会，亲自与他谈这件事，韩先楚这才答应。

  不过很有意思的事，到第三次周总理想安排李志民到福州军区时，韩先楚却怎么也不同意，并列举了理由。

  事实上，从1971年以后，福州军区政委一职就出现了空缺，韩先楚也特别渴望能来的搭档一起共事。

  不过，对于福州军区的人选问题，韩先楚也有自己的考量，他在给中央的意见中，主要提了一条：

  福州军区在建国后，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战备区，所以各方面的任务都很重，韩先楚也是希望将来出任军区政委的人是一个熟悉军区情况的人。

  周总理后来亲自同韩先楚谈李志民的情况时，韩先楚就说了自己这个顾虑，明确说不同意的同时，并列举了两点理由：

  “第一、李志民从朝鲜战场回国后，一直在军事学院任职，先当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，后来又当政委，在军事学院待了10多年，管院校和管军区部队是不一样的。”“第二、李志民实际上脱离军队已经快7年了，对部队的一些工作有些生疏了，如果任命为副职可以，现在任命他为福州军区的政治主官，不知道他能不能胜任。”

  所以其实从根上来看，韩先楚并不是排斥李志民来福州军区，而是觉得应先担任副职比较合适。

  像陈再道、王建安出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，其实就是属于过渡性质的职务，韩先楚心里很清楚，他们二位在军区的时间不会很长，等到有合适的岗位就会被调走。

  像王建安1975年就出任了顾问，陈再道在福州军区时间待得虽然比较长，但也在1977年出任了铁道兵司令员。

  不过，韩先楚一开始并没想到后来的八大军区对调，自己会到去，所以他预设的情况都是自己在时的情况。就这么来看，福州军区政委当然应该让一位多年身处一线的将领来担任。

  “李志民在革命战争年代，政治工作经验比较丰富，打仗也是一把好手，特别是担任志愿军政治委员期间，工作上的能力得到军委的一致认可。他到了福州军区以后，一定会快速适应的。”

  虽然李志民并不像韩先楚这一类战将阵前厮杀，但是有一些时候是能起到很突出作用的，甚至于在战争状态下，他们能通过一句话，就能瓦解敌人，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结果。

  1936年5月，李志民出任直属的红81师政治部主任，当年8月，红81师接到了进军宁夏挺进李旺堡的任务，当时李旺堡防守的是军马鸿宾部35师的一个骑兵团。

  当时，红军如果想要过李旺堡，就必须要硬打，但李旺堡周围是一片几百米的河滩开阔地，才能涉水接近城垣。过了开阔地还要涉水才能靠近城墙，这对于没有重武器的红军来说太困难。

  “马鸿宾虽然听命于蒋介石，但大多数回族官兵倾向抗日，不愿当亡国奴；敌人城坚兵力足，地形有利，而我军缺少攻坚武器。因而只能智取，不宜强攻，“只要我们遵照中央关于开展敌军工作的指示，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，做好统一战线工作，是可以化敌为友，争取和平解放李旺堡的。”

  会后，李志民就召集起来几个团的政委，并连同师宣传部门开展政治攻势，这下全师都被动员起来，大家齐心合力写宣传单页，还制作“孔明灯”利用风势往城中吹，并在夜晚派人到河滩边上喊话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”。

  等到政治攻势做的差不多了以后，李志民写了封亲笔信，还捎带上几头牛羊一起送到城中，给敌骑兵团团长带话，第二天，这位团长就派了代表出城与红军接洽，表示同意第二天撤离李旺堡。

  第二天，敌军从城中撤离，李志民亲自组织了师里的号手，组成鼓号队欢送，还喊话称：

  在开赴朝鲜之前，李志民就把政治工作做到头里，并在团以上干部会议做了《关于出国作战的政治工作问题》的报告，并指示政治部颁发了《赴朝作战守则》，要求人人背熟。

  第五次战役后期，志愿军后勤面临严重不足，无奈只能后撤，但当时“联合国军”总司令李奇微也注意到了这一点，因此展开大范围的迂回包抄，企图将我军全歼于三八线以南地区。

  当时，铁原作为我军后撤的通道，是双方在军事上必争之地，也因为各军都距离比较远，只有十九兵团的63军在铁原附近。

  当命令下到63军的时候，李志民的政治动员也同时就到了63军，他给时任63军政委的龙道权打电话：

  “要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员的先锋模范作用；要加强战场鼓动工作，人人开口，互相鼓励；要开展杀敌立功竞赛，及时宣扬英雄模范事迹，对表现突出的团员、群众，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典型批准火线入党、入团。要以坚强的政治工作打好这一仗！”将军的激励化作部队的斗志。没有坦克，更无飞机，政治工作便成为我军独特的武器。“

  63军最终以血肉之躯，硬生生抗住了美军飞机、大炮的猛烈进攻，全军伤亡巨大，下辖的188师更是伤亡惨重，战前有1800多人的563团战后仅剩266人。

  也正因为如此，1954年2月，李志民升任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，1955年3月出任志愿军政委，并在朝鲜工作达7年之久。

  1958年，李志民回国后，任高等军事学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、政治委员。

  李志民离开工作岗位后，一开始与夫人一起被安排到了江西高安县渡阜农场参加劳动，当时江西省军区时隶属于福州军区管辖，时任军区司令的韩先楚对李志民的生活格外关照，不仅多次派人去探望，还嘱咐农场要提高李志民夫妇的生活待遇。

  1972年，李志民的身体健康情况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，韩先楚得知情况后，还专门把他接回福州养病，并打报告给中央，请示将李志民调来福州休养。

  对李志民工作上的能力，韩先楚从来不担心，他担心的是，在脱离工作岗位七年以后，他还有多少精力能够投身工作中。毕竟人的一生又能有几个七年。

  1972年10月，李志民动身赴福州军区，韩先楚携军区领导干部亲自到车站去迎接，李志民也是时隔多年后重新踏上工作岗位，心情自然是格外舒畅。

  有意思的事，这种宾主之间其乐融融的场景还未结束，韩先楚就一盆凉水浇了过来：

  “志民，我必须要和你说一下，一开始，我对你当福州军区政委是有意见的，你不会怪我吧。”

  李志民听说过韩先楚，知道他是一员战将，脾气与个性都很强，但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，见他如此说，心里也有些动容，他知道，韩先楚这是怕他听说这件事后，心中产生芥蒂，故意当着所有人的面挑明。

  “老韩啊，我们都要坦诚相待，你对我有意见，是能够理解的。但现在我上任了，我争取让你对我没有意见。”

  1977年，李志民调回北京，出任委员，1980年，任军委顾问，1982年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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